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从资本竞争、政策变化到经济思想转变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速，跨国公司的出现、发展，并在世界经济中确立主导地位，标志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状态正式达成；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迅速使得金融也达到了一体化状态。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国际经济竞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竞争让位于资本竞争，金融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新领域，并决定着商品竞争，即贸易竞争的成败。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国际经济竞争的新格局态势就已确立，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一新竞争格局完整的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商品的竞争不再是重点，金融稳定取代海外市场开拓，成了各国反危机政策的重心。

在新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下，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增加各国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相反增加了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性。表面上看，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不再以传统的贬值为竞争手段，但各国却各依各自国情，不遗余力提高各自金融的竞争力，力图吸引各国资本流入，如美国的QE，欧洲的财政纪律协调等。

在新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下，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对全球市场的金融自由化提出了要求，但对自身的技术转移和高端装备出口却设置了很多限制条件，以维护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链中的地位和领先优势。在上世纪的50-70年代，即“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早期发展阶段，以干预经济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政策上占据了主流；伴随干预主义政策负面效果的积累，上世纪80年代后，供给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占据上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重心转向金融，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越来越在西方深入人心，国家对经济的日常干预，被认为是有违公平竞争，并带来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根源。由先发优势带来的优越感，使得西方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热衷于将自身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推广于人，认为自由经济思想不仅发展模式正确，并且在道义上也是唯一正确选择。

西方对《中国制造2025》的忧虑

流行的一种市场观点认为，中国的产业升级规划《中国制造2025》，展示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挑战西方领先地位的决心和目的，使得美国感到忧虑并展开了贸易反击，并预言将有进一步在金融领域的更强烈反击！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是有利于世界经济的，中国对经济发展的远景憧憬，根本不会导致海外的负面强烈反应，美国处心积虑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先两国间差异化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经济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竞争加剧加上经济思想的差异，导致了海外对中国产业升级规划的忧虑

从时间上看，“中国制造2025”的概念，在2014年12月就出现，相关规划在201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2015年5月正式公布发展规划。规划公布初期，西方并无强烈反应，实际上，公布经济规划和产业发展设想，是世界各国的惯例和普遍行为。

然而，彼时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却疑虑重重。2008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属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成形，并逐渐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让中国对自身选择道路和经济发展模式更加自信——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至少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前，政府主导模式在赶超经济发展阶段都是有效和必须坚定维护的。

基于自身国情以及改革起点，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显然不同于西方当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西方市场经济经过数百年演化，其发展模式也是几经变迁，当前流行于英美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实际上也只是上世纪末才逐渐回归主流意识形态的。

2008年后，处于应对危机冲击的需要，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由于中国在调控上先天具有执行力强的优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的干预力度，使得美国错误认为中国正在走上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道路和运行模式。从经济管理模式看，中国选择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显然比凯恩斯主义有着更为普遍的政府干预。因此，在经济思想连续图谱上，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模式的分布间隔，要远比同属西方经济思想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遥远，因而也存在着更大的冲突。按照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从低到高的经济思想分布为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中国政府主导模式，中美正处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两端。

中美经济思想差异和国际竞争加剧局面，使得海外审视《中国制造2025》时，对其中的政府作用，尤为关注。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国家计划、产业规划是可以有的，但政府不可界入对经济过程的调节（认为政府界入将导致竞争不公和权力集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主要是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金融的信用扩张能力受到破坏，因而对政府对经济运作得直接干预相对较少，如美国的货币乘数速降到不及危机前的1/3，因此西方的应对之道是QE；另一方面，西方在全面深入反思危机成因中，愈加坚信自由经济思想的正确性。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作用的加深和显著成效，亦加深了海外对中国经济全球扩张的忧虑，并深感中国发展模式对其发展模式、主流思想甚至价值观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就被解读成了国家干预经济运作、创造国际经济竞争不公的国家发展规划。

如何让西方接受“中国2025”？

可见，西方对“中国制造2025”的担忧，本质上在于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改革开放未来方向的担忧。西方基于他们自身的冲突发展观，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理论，认为中国将强化集权与控制，以谋求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将中国反危机期间政府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行为，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常态化倾向。

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止一次指出，中国将继续改革已推进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并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实际上表明中外经济思想有着靠拢的趋势，表明中国愿意解决发展认识分歧的态度。

让西方接受“中国制造2025”，首先要让西方明白，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不会变，中国绝不会再走回头路，搞集权式的集中管理经济发展模式。西方也应该明白，中国崛起不可避免，中国转型升级必然引起国际分工和产业分布的格局变化，不是中国进入引起的竞争增加，就对全球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推动作用。

其次，中国要让西方明白，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不会谋求非公平竞争优势，中国不会寻求非效率竞争的形式，实现产业升级。对于国家扶助产业发展的作用，西方世界对此也是抱高度认同态度，实际上也一直未有停歇，西方思想界对此早已发展出了各种包含政府作用在内的诸多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如波特菱形理论等。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内部要更加坚定地推行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尤其是要推进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化和法律落实，在全社会加快确权工作的推进。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偏离既定的经济市场化道路：中共18届3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共19大进一步提出要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世界终会明白，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升级，将极大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对全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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